摘 要
基于对37家上市中小银行2023-2025年票据业务的分析，城商行承兑与贴现业务稳步回升，而农商行则呈现剧烈收缩态势，两者结构性分化持续加剧。在收益率走低与资本新规约束下，两类银行均主动压降同业业务规模。建议中小银行重新定位票据战略价值，积极布局供应链票据，强化风险防控，推动业务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中小银行、票据业务、城商行、农商行、结构性分化
一
引言
本文数据来源为各银行2023—2025年年度报告中公开披露的数据。为便于比较分析，将37家上市中小银行划分为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两大类别。具体包括27家城商行，分别为：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徽商银行、杭州银行、天津银行、哈尔滨银行、中原银行、贵阳银行、郑州银行、成都银行、重庆银行、青岛银行、甘肃银行、江西银行、九江银行、长沙银行、西安银行、泸州银行、兰州银行、威海银行、晋商银行、苏州银行、厦门银行、齐鲁银行；以及10家农商行，分别为：重庆农商行、广州农商行、吴江银行（苏农）、青农商行、紫金农商、无锡银行、江阴银行、常熟银行、张家港银行、沪农商行。其中，上海银行、南京银行、西安银行等部分银行部分指标尚未完整披露，相关数据以各家银行已披露内容为准。
二
2025年上市中小银行业务概述
从总量层面来看，2025年，中国票据市场总量保持稳健增长，全年商业汇票承兑发生额达42.7万亿元，同比增长11.6%；贴现发生额为33.9万亿元，同比增长11.0%。然而，总量增长的背后是市场内部结构的剧烈分化，票据业务的增长动力已高度集中于国有大型银行，上市中小银行则呈现系统性收缩。
从上市银行的资产规模来看，截至2025年，城商行和农商行在上市银行体系中的资产规模仍相对较小，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存在较大差距。从总资产来看，27家城商行合计总资产为36.39万亿元，10家农商行合计总资产为6.79万亿元，分别占上市银行总资产的8.70%和1.62%，合计占比约10.32%。在总负债方面，城商行和农商行合计总负债分别为33.94万亿元和6.23万亿元，分别占上市银行总负债的8.82%和1.62%，合计占比约10.44%。
在贷款业务方面，国有银行保持领先地位，贷款余额为123.84万亿元，占上市银行贷款总额的67.61%；股份制银行紧随其后，为38.29万亿元，占比约20.91%。相比之下，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贷款规模仍然偏小，分别为18.20万亿元和2.84万亿元，占上市银行贷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9.79%和1.53%，合计占比约11.32%。整体来看，国有银行在信贷资源配置中仍居于核心地位，城商行和农商行在存贷款市场的份额与其在票据业务中的参与度基本匹配，但较国有大行仍有量级上的差距。
在票据业务领域，2025年城商行和农商行呈现出与往年显著不同的发展态势。承兑业务方面，城商行和农商行全年承兑余额分别为2.72万亿元和0.16万亿元，占上市银行承兑总额的比例分别为33.82%和2.02%；贴现业务方面，两类银行的贴现余额分别为9638亿元和1742亿元，占上市银行贴现总额的比例分别为10.36%和1.87%。受票据收益率持续走低影响，两类银行的票据业务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规模调整。
买入返售和卖出回购等同业票据业务方面，城商行呈现持续收缩态势，买入返售业务从2022年的278.46亿元降至2025年的48.53亿元，卖出回购业务从1989.41亿元降至852.17亿元；农商行买入返售业务2024年曾出现阶段性回升，达137.65亿元，但2025年急剧降至27.21亿元，表明农商行在买入返售票据市场上的参与度大幅下降，该业务已高度集中于国有大行，与买入返售业务规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卖出回购业务三年间持续增长，从100.07亿元增至275.36亿元，增幅达175%。这表明农商行更倾向于通过卖出回购方式进行短期融资，反映出其对流动性管理的需求较强，但业务波动性较大。两类业务一降一升，反映出农商行在票据同业业务中更偏向于融资方而非融出方的角色定位，这与其资金实力相对有限的现状相符。
总体来看，2025年城商行和农商行在票据市场中的地位和策略存在明显差异。城商行凭借相对较大的资产规模和较为广泛的客户基础，在票据承兑和贴现业务中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参与度。农商行则因资产规模小、业务集中度高、抗风险能力弱，在票据业务上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特征，承兑和贴现业务均出现大幅收缩。此外，业务导向从“做规模”转向“做价值”后，中小银行更加注重资产的实际收益贡献。加之市场环境的变化、监管政策的调整，银行业务策略的转变，最终导致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在票据资产配置上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态度，部分银行主动压缩票据规模，调整资产结构，将资源转向收益更高的对公贷款或利率债等资产。
三
2023—2025年上市中小银行票据业务特征及发展情况比较
（一）票据承兑业务
票据承兑是指汇票的付款人承诺在汇票到期日无条件支付票面金额给持票人的法律行为。这一制度是汇票所特有的，也是商业汇票得以广泛流通和转让的基础环节。通过承兑，付款人明确了其付款责任，增强了票据的信用效力，提升了票据的市场接受度。承兑业务能够为银行带来稳定的手续费收入，丰富其非利息收入来源，通过办理承兑，银行可以更好地了解客户资金需求，拓展客户基础，增强客户黏性，这有助于银行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控制信用风险。同时，作为供应链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票据承兑还能有效支持企业间的贸易往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与资金流转效率的提升。
2023至2025年三年间，城商行的票据承兑余额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走势。2023年，城商行票据承兑余额为2.12万亿元；2024年余额快速回升至2.59万亿元，2025年延续增长态势，达到2.72万亿元。从整体趋势看，城商行票据承兑业务在三年间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农商行的票据承兑余额变化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暴涨暴跌”特征。2023年，农商行承兑余额由2022年的2008.03亿元大幅攀升至9928.13亿元，然而，这一增长态势未能持续，2024年余额急剧降至1776.20亿元，2025年进一步小幅下滑至1625.44亿元，这种剧烈波动充分暴露了农商行票据承兑业务基础薄弱、稳定性不足的短板，也反映出其在业务拓展与风险把控之间尚未找到有效的平衡点。
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农商行资产规模较小、区域经济依赖性强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部分农商行在特定时期通过承兑业务快速扩大表外信用规模后，因合规成本上升或风险偏好变化而被迫大幅收缩。
对比二者可以看出，城商行在票据承兑业务的数值规模上整体较大，且在三年的波动中展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反映出其具备相对稳固的市场基础和发展潜力。而农商行在这三年间波动剧烈，在业务拓展的持续性与稳健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承兑余额从2023年的峰值9928.13亿元跌至2025年的1625.44亿元。
（二）票据贴现业务
票据贴现是指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按票据面额扣除贴现利息后向其提前支付票款的融资行为。从银行视角来看，票据贴现是银行通过买入未到期票据向企业提供短期融资的一种信贷业务，与一般流动资金贷款相比，票据贴现具有期限短、流动性强等特点，是商业银行调节信贷规模、优化资产结构的重要工具。票据贴现的核心功能在于将企业的商业信用转化为银行的信贷支持，帮助企业将持有的应收账款类票据提前变现，从而缓解短期资金周转压力。票据融资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货币政策传导和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因此，票据贴现不仅是银行调节信贷规模的灵活工具，更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金融手段。
数据显示，城商行三年间票据贴现业务规模呈现“稳健攀升”的发展趋势。2023年，城商行票据贴现余额为8335.61亿元，2024年，余额回升至9066.01亿元，增幅约8.8%。进入2025年，城商行贴现余额进一步回升至9638.4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约6.3%。从贴现贷款比来看，城商行多在5%—8%之间，如北京银行2025年为6.8%，江苏银行约5.0%，票据贴现作为信贷补充工具的作用保持相对稳定。整体而言，城商行在票据贴现业务上展现出一定的稳定性，能够根据市场利率变化动态调整贴现规模。
农商行的票据贴现业务变化则更为剧烈。2023年，农商行贴现余额由2022年的2213.24亿元大幅跃升至8872.35亿元，增幅超过三倍，呈现出激进的资产扩张态势。然而，2024年余额急剧下降至1956.20亿元，2025年延续低位运行，余额约为1742.55亿元，较2024年下降约10.9%。
这种“暴涨暴跌”的走势充分表明，农商行在票据贴现业务上缺乏稳健的长期策略，部分银行可能在2023年通过大量配置票据贴现快速做大规模，但2024—2025年面对收益持续走低和资金成本压力，又被迫大幅压缩该业务。尽管常熟银行、张家港银行等东部地区农商行在局部表现相对活跃，贴现贷款比分别达到8.05%和15.66%，但整体来看，农商行贴现业务的可持续性明显不足。农商行票据贴现业务的“暴涨暴跌”，本质上反映的是业务模式的脆弱性，当业务扩张主要依赖规模冲动时，一旦外部条件变化，业务规模便会急速收缩。这种大起大落不仅不利于农商行形成稳定的客户关系和盈利来源，也增加了资产负债管理的难度和经营的不确定性。
对比两类银行可以看出，城商行在贴现业务上展现出相对稳健的发展态势，能够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整规模
（三）买入返售业务（票据）
买入返售与卖出回购是票据同业业务的一体两面，前者反映银行以票据为质押品向市场融出资金、主动配置票据资产的意愿，后者反映银行以票据为质押品融入短期资金、管理流动性的需求。在2023至2025年三年间，城商行和农商行在这两项业务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变化轨迹，反映出两类银行在资产配置与负债管理能力上的深层差异。
从买入返售业务来看，城商行三年间呈现持续收缩态势，余额从2022年的278.46亿元降至2025年的48.53亿元。这种下降可能是由于市场利率波动、监管政策收紧，或是城商行自身对风险资产的重新评估与调整等多种因素所致。农商行的买入返售业务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归零—反弹—再回落”走势。2023年余额从12.12亿元骤降至0，可能源于风险偏好收紧背景下的主动退出；2024年回升至27.21亿元，反映少数银行在市场阶段性回暖时的试探性回归；2025年又回落至18.64亿元，说明在收益率持续走低的环境下，参与的银行也选择了再度压缩。与城商行的持续、稳定退出不同，农商行的买入返售业务缺乏清晰的战略方向，既有银行完全归零，也有银行参与后又再次缩减规模，反映出农商行群体在这一业务上尚未形成统一的战略共识，更多是随市场情绪和个体判断而起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缺乏连贯性。
整体来看，城商行原本买入返售规模较大，但近年来收缩趋势明显，需要重新审视业务定位和发展方向。而农商行在该业务上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不利于长期稳健发展。因此，无论是城商行还是农商行，在买入返售票据业务上均面临着业务调整与策略优化的迫切需求，需要结合市场环境、监管政策以及自身经营状况，制定更为合理、稳健的业务策略。
（四）卖出回购业务（票据）
从卖出回购业务来看，城商行同样呈现持续收缩态势，余额从2022年的1989.41亿元降至2025年的852.17亿元，累计降幅达57.2%。但与买入返售的“资产端收缩”逻辑不同，卖出回购的收缩更多反映了城商行在负债端的主动调整。卖出回购是以票据质押融入短期资金，属于同业负债。三年间的持续下降，表明城商行正在主动降低对短期批发性融资的依赖，优化负债结构，降低流动性风险敞口。这一判断与存款端的改善相互印证，2025年城商行存款余额同比增长约9.3%，较好的存款增长缓解了资金来源压力，使城商行有条件减少对同业融资的依赖。
农商行的卖出回购业务则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剧烈波动。2023年余额从295.71亿元骤升至1204.72亿元，增幅超过三倍。这一增长或许得益于农商行积极拓展业务渠道，或是抓住了市场上的某些机遇，从而迅速扩大了业务规模。换言之，2023年的激增是被动的、应激性的，而非基于前瞻性规划的主动负债策略。2024年，随着农商行大幅压缩贴现规模，前期锁定的资金得以释放，资金压力骤减，卖出回购余额随之回落至318.99亿元，2025年进一步降至275.36亿元，几乎回到2022年水平。这种不稳定反映出农商行在业务拓展过程中，可能缺乏对风险的有效把控，或是在业务决策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未能充分考虑到市场变化带来的风险。
综合来看，城商行在卖出回购业务上尽管规模较大，但持续的业务收缩使其不得不重新评估该业务在整体负债管理中的定位。农商行波动剧烈的业务发展态势更是凸显了其在流动性管理和同业业务规划方面的不足。两类银行均需结合自身负债结构、市场资金状况和监管要求，制定更为稳健的同业负债管理策略。
（五）城商行与农商行的结构性差异
城商行和农商行在票据业务规模上的差异，根源在于两类银行在资产规模、客户结构、管理能力和风险偏好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城商行资产规模较大，客户基础相对集中，因此能够在市场波动中保持相对稳定的业务体量，并在2024—2025年逐步恢复贴现和承兑业务规模。农商行资产规模小，业务高度集中于特定区域，客户基础薄弱，管理和风控能力相对不足，导致其票据业务更容易受到短期市场波动和自身经营决策的影响，呈现出“大进大出”的剧烈波动特征。此外，农商行对本地经济景气度和政策变化的敏感度更高，一旦区域经济下行或监管政策收紧，其票据业务往往率先大幅收缩。两类银行在票据业务上均面临策略优化需求，城商行需重新审视业务定位，农商行则需减少盲目性和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四
2023—2025年上市中小银行票据业务分析
（一）票据承兑业务：城商行延续增长但增速放缓，农商行持续收缩
2025年，城商行的票据承兑业务延续了上年度的增长态势，但增速明显放缓。2025年城商行票据承兑余额为27219.71亿元，较2024年的25882.83亿元增长约5.2%，增幅较2024年的22.0%显著收窄。这一增速回落表明，在票据贴现收益持续走低、合规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城商行承兑业务的扩张动力有所减弱。但从结构看，城商行承兑余额占贷款比重依然较高，如宁波银行承兑/贷款比达20.54%、南京银行达26.77%，反映出票据承兑仍是城商行服务对公客户、拓展中间业务收入的重要手段。
农商行的票据承兑业务则呈现出持续收缩的态势。2025年农商行承兑余额为1625.44亿元，较2024年的1776.20亿元下降约8.5%，延续了2024年以来的回落趋势，远远不及2023年峰值的9928.13亿元。农商行承兑业务在经历2023年的暴涨后连续两年大幅收缩，反映出其业务基础的脆弱性，一旦市场环境变化或监管约束收紧，业务规模便迅速萎缩。部分农商行如张家港银行、江阴银行在局部仍保持一定活跃度，但从整体来看，农商行承兑业务规模与城商行的差距持续拉大。
（二）票据贴现业务：城商行稳步回升，农商行低位运行
票据贴现业务方面，城商行延续了2024年以来的回升态势，但回升速度有所放缓。2025年城商行贴现余额为9638.44亿元，较2024年的9066.01亿元增长约6.3%，三年间呈现“先降后升”的走势。从贴现/贷款比来看，城商行多在5%—8%之间，如北京银行2025年为6.8%，江苏银行约5.0%，票据贴现作为信贷补充工具的作用保持相对稳定。然而，城商行对利润更为敏感，在票据贴现收益太薄的情况下，大多选择主动压降或谨慎配置票据资产，导致城商行贴现余额的回升幅度有限，尚未恢复至2022年水平。
农商行的贴现业务则持续处于低位运行状态。2025年农商行贴现余额为1742.55亿元，较2024年的1956.20亿元下降约10.9%，延续了2024年以来的大幅回落趋势，已远低于2023年峰值。从2023年的激增到2024—2025年的持续收缩，农商行贴现业务的“暴涨暴跌”走势充分暴露了其在票据资产配置上的短期化倾向。尽管常熟银行、张家港银行等东部地区农商行在局部仍保持一定活跃度，但整体来看，农商行贴现业务的可持续性明显不足。
此外，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对票据业务的风险权重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当票据贴现和转贴现的风险权重上升时，中小银行配置票据资产的隐性成本随之提高，加之在规模管控层面，中小银行面临监管指标和信贷规模的双重考核压力，进一步压缩了收益空间，迫使中小银行改变自身业务结构，加速了票据资产的出清。
（三）买入返售与卖出回购票据：城商行持续收缩，农商行低位波动
在买入返售业务方面，城商行呈现持续收缩态势，2025年余额降至48.53亿元，较2024年的62.61亿元下降约22.5%，三年累计降幅达82.6%，反映出城商行持续调整同业业务结构与资产配置，将资金资源转向信贷资产或债券投资。农商行的买入返售业务则在低位波动，2025年余额为27.21亿元，与2024年持平，但较2022年的12.12亿元仍有所回升，反映出少数银行在阶段性市场机会中的试探性参与，整体参与度仍然极低。
在卖出回购业务方面，城商行2025年余额为852.17亿元，较2024年的984.02亿元下降约13.4%，三年累计降幅达57.2%，延续了持续收缩的态势，表明城商行正在主动降低对短期同业负债的依赖，优化负债结构。农商行卖出回购业务2025年余额为275.36亿元，较2024年的318.99亿元下降约13.7%，从2023年的激增到近两年的持续回落，印证了前期扩张更多是应对阶段性资金压力的应激反应，而非基于长期规划的主动负债策略。
综合来看，2025年城商行在买入返售与卖出回购业务上的持续收缩，是其在低利率环境下主动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的战略选择；而农商行两项业务的低位运行，则反映出其在经历了2023年的激进扩张后，正在回归更为保守的同业业务策略。两类银行均需结合自身负债结构、市场资金状况和监管要求，制定更为稳健的同业业务发展策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
上市中小银行票据业务发展的建议与思考
从2023-2025年上市中小银行票据业务的数据表现来看，两类银行在业务规模、稳定性及决策上呈现显著差异，结合其结构特点与面临的挑战，可从以下维度提出发展建议与思考：
（一）转变发展观念，重新定位票据业务的战略价值
长期以来，票据业务在中小银行体系中多被视为调节信贷规模的辅助工具，其多元化价值未能得到充分挖掘。中小银行应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票据业务的价值，票据业务不仅风险权重相对较低，还能够带来可观的利差收益和中间业务收入，并可与其他金融产品结合，推动全产品体系优化。中小银行应将票据业务从被动调节升级为主动经营，制定清晰的票据业务发展战略，明确其在业务体系中的定位与目标。
（二）顺应监管导向，积极布局供应链票据
2025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多项政策支持供应链票据发展，明确提出“鼓励商业银行完善供应链票据业务管理制度”“推动供应链票据扩大应用”；票交所为供应链票据提供有限追索服务试点。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监管收紧的背景下，供应链票据凭借《票据法》的法律保障、多级追索权利和无限等分化拆分等优势，正快速成为合规化供应链金融的核心工具。
截至2025年末，全国供应链票据接入平台已扩容至50家，全年市场累计发生额突破2万亿元。城商行在此领域布局显著领先，2025年票交所新增接入机构中，宁波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晋商银行等城商行相继入场。中小银行深耕本地产业链，掌握真实经营数据，决策链条短，上下游小微多为存量客群，具备发展供应链票据的天然优势。建议尚未接入的中小银行加快推进系统建设与风控体系搭建，抢抓政策窗口期，将供应链票据作为服务中小微企业、深化产业链金融的重要突破口。
（三）解决业务稳定性不足，做好风险防控
农商行票据业务的剧烈波动暴露了其业务根基薄弱、风险把控能力不足的短板。这种“暴涨暴跌”的经营轨迹不仅无法积累有效的客户资源，也难以形成可持续的盈利贡献。农商行想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从根源上解决业务稳定性不足的问题，应摒弃“规模冲动”的经营思维，将业务增长建立在真实的客户需求和扎实的贸易背景之上。另外，做实本地市场是稳定业务的根本出路。农商行天然服务三农和小微，融资需求真实、黏性较强，是票据业务最稳定的基本盘。农商行应围绕本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专业市场等场景，将票据承兑与贴现嵌入客户的日常经营结算中。借鉴重庆农商行、常熟银行等在区域内的深耕模式，将票据业务与地方产业供应链深度融合，提升客户粘性与业务可持续性。同时，建立更为审慎的风险预警机制，当承兑逾期率、贴现不良率等指标触及阈值时及时启动应对措施，尤其在买入返售、卖出回购等同业业务中，应严格评估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控制业务规模与自身资本实力相匹配。
（四）关注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变化，动态调整业务策略
票据市场与宏观经济周期、货币政策取向及监管政策调整高度关联，利率走势、信贷投放节奏、贴现政策等外部变量深刻影响着票据业务的盈利空间与风险特征。中小银行应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研究，前瞻性调整票据业务布局，例如加大对绿色产业、科技创新企业的票据融资支持，顺应国家政策导向的同时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同时，建立灵活的利率风险监测与应对机制，通过衍生工具对冲利率波动风险，确保票据业务收益稳定。
综上所述，在票据市场格局深刻重塑的背景下，中小银行既不能固守传统的规模驱动模式，也不宜“一刀切”式地全面缩减规模。而应在压降低效资产的同时，积极布局供应链票据等新兴领域，借助科技与平台基础设施提升效率，通过差异化竞争和同业合作寻找新的增长空间，在票据市场从“银行信用主导”向“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协同”转型的大趋势中找准自身定位，实现票据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文章来源于江西财经大学九银票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