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金融票据文化，塑造金融服务实体新优势
作者：江财九银票据研究院 肖小和、牧阳阳
1.引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内在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视“以义取利”“稳健审慎”为君子之品、成事之道，这是千年文脉精髓的经营智慧和生存法则。金融是“国之大者”，建设金融强国需要久久为功，尤需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汲取传统文化的智慧与养分，持续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以史明鉴，从《史记·货殖列传》中“货殖之利，工商是营”，《文中子·礼乐》（隋代王通所著的一部典籍）中“皆有经济之道，谓经世济民”，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值得关注的是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和“源”，构成了最底层的价值观体系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圣人孔子首创儒家学说，其所蕴含的“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为政以德、仁民爱物”的政治理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的家国情怀，在方方面面构筑了经济社会的基层根基。随着文化与金融的兴起，儒家文化对实体经济投融资活动及发展趋势的影响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
从市场细分看，票据作为经济发展的见证者，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从周朝的“质剂傅别书契”，到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交子”，到现代的纸质商业汇票、电子商业汇票，票据的形式和功能不断演变，但其作为商业信用工具、服务商品货币经济的本质始终未变。本文就弘扬金融票据文化的内涵与发展，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科技水平的变化，并提出整体策略和价值优势，具有重要的研究探讨意义。
2.文献综述
2.1儒家文化与现代金融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说由春秋时期的孔子创立，后由战国时期的孟子等人继承和发展(李金波和聂辉华，2011)。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与封建王权相结合，建立了一套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成为统治阶级维系社会秩序的工具 (任继愈，1980)。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作为儒家学派的奠基人，孔子倡导见利思义、以义取利、重义 轻利、舍利取义，明确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认为追求权力与财富是人。一直以来，儒家学说在中国社会有其深厚的土壤，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纲常伦理(许纪霖，2014)。现代金融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个层面，是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反映，传统传统文化塑造下的信任关系对金融活动的影响已然凸显，金融的实践正是立足于普遍的社会信任而发展起来的（陈颐，2017）。
2.2票据文化与现代金融关系
广义票据自先秦《周礼·地官》的典质记载以来，历经两千余年，其作为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产物，在特定的领域内完成相应经济活动，与生俱来的跟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与此同时，随着历史朝代的兴衰更迭，商业经济的交融发展及信用体系的搭建完善，票据承载了经济交易的功能，更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票据相关的制度规范、价值观念、行为习俗、文化氛围等独特文化，是金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值得关注的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进行改革开放，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票据市场制度体系伴随实体经济发展不断完善，在服务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租赁与商务服务等方面，缓解企业技术升级的资金缺口，降低高速周转的融资成本，满足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尤其票据文化是历史发展和实践积淀形成的，秉持着诚实守信、服务经济、汇通天下、守正创新、合规稳健的文化基因，亦是理念与价值观相统一的文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文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弘扬中国文化，离不开弘扬金融文化包括票据文化。票据文化是票据市场历史发展的力量与灵魂，也是票据创新的关键以及服务社会、服务经济的根本。
2.3中国特色票据文化及其内涵特征
票据体现为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经济交易的明文载体，票据交易是一种契约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已渐成雏形，票据产生的前提是商业契约，守约履诺的基础是商业信用，随着商业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及国家调控制度的不断完善，票据丰富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秉持“义以生利”的基础理念，依托权利义务和行为准则的“契约”，成为服务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提供重要的基石。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票据文化是金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金融文化必然涉及到票据文化的弘扬与发展，票据文化不仅仅是金融交易的实物记录，更是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传承。
其特征基于契约精神的合规执行及偏差产生的不同历史表现而分层阐述，伴随朝代更迭及区域经济发展，票据文化总能呈现富有时代特色的创新性，聚焦其服务经济的本质属性构成有机整体。笔者认为信用性是价值内核，流通牲是基本特质，合规性是制度保障，创新性是发展动力，服务性是根本宗旨。
回溯历史可知，广义票据的信用基因可追溯《周礼·质人》云：“大市以质，小市以剂”，作为买卖交易凭证，可视为票据雏形，且已普遍应用；至唐代“飞钱”，商人凭券异地兑付，开创“人凭信而立，财依契而通”的信用模式；宋代交子以官方信用背书实现纸币流通，元代“盐引”则以特许经营权为信用锚点。明清晋商票号（1823年日升昌创立）通过“汇票见票即付”制度，构建起覆盖全国的信用网络，其“万两银子一句话”的行业准则。
3.中国特色票据文化发展概况
彭信威在其著作《中国货币史》中指出“票据之制，肇于唐之飞钱，盛于宋之交引，精于明清之票号，今以科技复振其光。”纵观我国的票据发展史，票据起源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信用、金融发展的需求，在市场探索与政府规划中不断发展，在其基础上，票据汇兑、支付、结算、融资、信用、投资、交易、调控的功能不断被发掘，票据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不断提升。
3.1古代票据文化
从周朝起，在分封制下商业经济，借贷现象开始出现，票据雏形（质剂、傅别及书契）孕育而生，可用于证明称债、取予、买卖行为，并可用于官府判案，例如中小宰的职责之一是“听称责以傅别”，有了“傅别”，就有了契约理念和守信思想，票据作为信用活动其文化核心就是守信，这是最初的票据文化。后经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标志着票据汇兑功能“飞钱”产生，国家信用及行为导向影响日益加大，飞钱的经营方式即分为官办和民办，应用于异地汇兑的飞钱即是民间应对"钱禁"政策的产物，后为了确保国家对货币发行流通的完全控制，官府又试图垄断飞钱经营，但基于现实需求与利差衡量，民间飞钱仍然暗中经营，难以完全限制。蜀地由商铺联合发行交子，随着十六家商铺经营日渐衰败，开始出现小范围内的交子兑付危机，诉讼案件频发，后依托官府信用的交子很快恢复正常发行。但由于北宋长期受到战乱困扰，伴随北宋经济的衰败和严重超发信用失衡，从而走向了衰落。
古代票据文化注重契约精神，但受限于朝代更迭及上层意志，在历史的洪流中，能否守住契约精神则是票据文化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其国进民退模式能在资本无序扩张、经济风险濒临失控的关键时期力挽狂澜；但如果无法做到文化传承而背离初心，就会产生更多更严重的新问题、新矛盾，从而咽下反噬的苦果。
3.2近现代票据文化
蔚为大观的钱庄和票号推动了票据的普及，伴随着战争侵略者进入的外商银行带入新式票据，二者成为这一时期民间金融机构的重要主体，使将票据发展进入中西融合阶段。在中国近代这个风云变幻的时期，相较于其他传统金融类业务，票据审时度势，没有走向消亡反而进一步发展。这不仅是因为票据顺应了社会变革和金融发展的“时”，更是由于其自身具有“信”和“新”的特质。清朝时票据贴现已经产生，票据融资功能逐步显现，这为民国时期融资功能的进一步加强奠定了基础。
民国初期，中国新式银行主导的票据交换制度逐步建立，票据作为重要的融资工具，在贸易往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3年，四家银行于蚌埠联合设立贴现公所，这是近代中国首个票据专营机构。1929年，《中华民国票据法》正式颁布施行，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票据法律制度初步确立，开启了中国票据市场制度化建设的序幕。1933年1月，上海票据交换所在香港路59号上海银行公会大楼开业。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中央银行首次以会员身份加入上海票据交换所，这使得票据交换所在中央银行票据清算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实现了我国商业银行独立主持票据交换制度的金融创新。
3.3当代票据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票据在统购统销计划时期更多是作为经济管理工具。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为解决“三角债”问题，商业汇票的支付结算功能被重新重视，其融资功能再次显现。九银票据研究院课题组（2021）对新中国票据市场四十余年的发展进行了详实分析。这期间，以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出台、2009年电子商业汇票系统（Electronic Commercial Draft System，ECDS）正式投产、2016年上海票据交易所成立为标志，划分为萌发发展阶段、规范快速发展阶段、变革发展阶段和规范创新发展阶段四个发展阶段。从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尝试开展票据业务，到《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颁布，我国票据市场的法律框架基本形成。2009年，ECDS系统正式建成投产，票据市场进到电子化时代。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票据交易管理办法》，明确上海票据交易所作为全国统一票据交易平台的地位，同年上海票据交易所正式成立，票据市场迎来“票交所时代”。
票据市场是货币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有效且重要的通道和桥梁，其余额体量在一定范围内是信贷投放需求的“压舱石与调节器”，其收益率是反应供需关系的“晴雨表”，其创新试点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在推动金融五篇大文章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4.票据服务实体经济贡献及发展瓶颈
用数据分析，用实绩答卷，近年来，我国票据承兑、贴现业务呈持续上升的趋势，服务实体经济作用日益显著，截至2024年，商业汇票承兑发生额38.3万亿元，占全年GDP总额28%；贴现发生额30.5万亿元，占全年GDP总额23%①。笔者聚焦不同时期的票据之于服务经济、社会及个体不同角度的成效贡献，提炼出传承千年的票据文化精髓，并为研析未来票据文化发展方向及核心价值提供支撑，依托《论语》第七篇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四大方面分层阐述票据服务实体经济的贡献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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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票据服务实体经济的四个方面
4.1.1票据秉持以义取利“志于道”。《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可分为两个层次“见利思义”是底线原则，第二层“以义取利”是更高的经济伦理。票据自创设自商品交易的真实需求，“以义取利”作为票据创设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源泉及价值根基之一，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活动中积累的道德观、经营观的重要体现。“义利观”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强调的是在商业活动中，不可一味追求利润，也要注重诚信履约与社会责任，票据文化长期共生的“义利观”彰显了真正成熟的金融文化，是一种谋利而不失义，循义以生利的有序风范。结合现代票据市场数据可知，2024 年，全市场贴现加权平均利率为1.51%，同比下降27个基点，与贷款市场基准利率相比，全市场贴现加权平均利率较LPR（1年期）均值低183个基点，该利差较上年扩大5个基点。
4.1.2票据聚焦信用主体“据于德”。自唐宋“飞钱”至明清票号，票据始终是信用关系的物质化表达。例如，清代山西票号通过汇票实现“汇通天下”，依托“认票不认人”的信用机制，构建起跨区域信用网络。票据法规定的"无因性"原则与"背书转让"规则，推动形成"信用可量化、可流通"的市场机制。从票据信息披露平台数据可知，截至2024年末，信息披露平台累计注册用户约10万家，承兑信息和信用信息披露率均超过98%，商票背书2.5万亿元，同比增长26.4%，较全市场背书金额平均增速高15.1个百分点，票据市场信息透明度不断提升，信用环境持续优化。
4.1.3票据持续服务实体“依于仁”。从词语溯源讲，“经济”作为连用词组，出现在古文中主要表达“经世济民”；而现代经济是由自然经济发展而来的市场经济，在社会分工生产和产品交换消费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流通和分配对生产和消费的社会联结和配置作用。在文化的角度，回溯票据市场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票据文化从理念思想、管理机制、参与主体及产品设计等多角度实践诠释了中国金融文化价值观体系。尽管古代票据并没有现代市场的要素纷繁与流转便利，但历经千百年沉淀形成的“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稳健审慎”的风险偏好、“守正创新”的发展策略、“依法合规”的底线思维，却一直延续至今，凝聚为票据市场实践的伦理内核与文化标志。根据票据全市场统计数据可知，2024年，票据市场用票企业数量352万家，较2023年增加32万家，其中中小微企业用户占比为98.2%。
4.1.4票据践行守正创新“游于艺”。
票据作为金融为民实践的重要领域之一，每一个票据市场参与者及其行为是传承，更需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突破精神与专业能力，由票据市场主体、票据基础设施等“硬实力”和理念观点、法制规范、创新升级等“软实力”共同形成之精髓。例如，1945年5月，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北海银行颁布了《办理公营企业期票贴现办法》，通过票据交换及贴现业务的办理,便利公营企业资金周转，以达到推动和恢复生产的作用。北海银行办理公营企业票据交换和贴现业务的举措，即是解放区金融工作者的一个创新之举。伴随科技赋能，票据市场机构主动接受政策引导，着力开展以“五篇大文章”为服务方向的票据业务守正创新，通过加快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中国票据业务系统的融合工作，建设面向企业的票据综合服务平台，打造供应链票据业务平台，推出了资产证券化创新试点等多项新举措，切实发挥票据产品优势与活力。2024年，供应链票据业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全年业务总量在3600亿元以上，同比增速超过60%，累计业务总量突破8000亿元。同年，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提出并归口的《湖北省绿色票据认定指南》发布，为湖北省绿色票据认定提供依据；“通汇数科2024年度第一期鲁高速-路桥集团供应链票据定向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作为首单直接模式供应链票据资产证券化产品成功发行。
4.2中国特色票据文化现状及发展瓶颈
作为“国之重器”，现代金融行业通过跨市场联动与久期错配的策略，实现跨时空的价值交换，它连接着资金供需双方，是实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工具。《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金融行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应重视文化传承，坚持政治性与人民性，提升专业性，不仅要维护经济稳定，还需要服务社会，惠及民生，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体现出其社会责任。票据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子市场之一，当前票据文化正在传承与发展的关键转折期。
“天命之谓性”，票据的发展跟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票据流通和使用越来越广泛及频繁，尤其是信用体系的构建，早期票据即通过信用背书，深谙“见利思义”义以生利”“义利相济”之道，解决了金属货币运输风险和流动性限制问题，有效降低交易摩擦，促进跨区域贸易和信用经济形成。但经济社会下，个别时点或者事件背景下，通过在法律边缘游走，忽视了文化道德及行业公序良俗的底线，发生各类经济或者违规事件，致使票据“污名化”，不符合票据发展的本性。
“率性之谓道”，票据文化经历盛世也经历低谷，始终传承且发展的，受限于不发达的生产力，实物货币短缺能刺激社会对票据的需求，票据文化与时间累积和使用观念逐渐培养。当前票据文化发展的重要瓶颈在于面对科技发展及金融创新的挑战，其内涵的关于儒家思想如何系统化制度化发挥能效的途径是值得关注的。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如一些关于票据业务的负面信息，如违规操作、风险事件、系统漏洞等，这些负面信息往往被夸大或片面解读，致使公众对票据业务的认知容易产生偏差。
“修道之谓教”，票据文化之成效主要呈现在“立信、结信、征信”精神，除了强调君子之道德上的“信”“义”外,票据文化将契约作为一种制度性个体间行为,从而形成道德诚信之外的“立公信”机制。目前，评级标准的差异性导致银行间评级结果难以比对，进而影响了票据市场的量化参考，降低了市场参与者的使用效率，就难以对票据的信用风险做出准确的判断。在监管趋严，利差缩窄，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下，票据参与者通过简化业务手续、丰富授信科目、线上化办理、票据资产池等方式，值得关注的是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亦增加了监管口径、合规风控等方面的难度。
5.发展中国特色票据文化的整体策略及价值优势
《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也”，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中，票据文化融汇古今、涵纳中西，成就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体系之一。新时代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注入了新元素，也提出了新要求，既是为金融强国建设铸牢文化之基、开启力量之源，更是推动票据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适应性创新。
5.1弘扬票据文化，谱写“五篇大文章”
2025年3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明确重点领域和主要着力点，并从提升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和支持力度，强化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服务功能，加强政策引导和配套支撑三个方面细化政策措施。人民银行也强调要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五篇大文章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有力有效支持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商业银行等市场参与者积极响应五篇大文章的政策导向，重点为专精特新、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乡村振兴、普惠小微等领域企业提供票据融资，且给予精准化滴灌式惠企政策，具象化将票据在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服务内涵及产品外延融入“五篇大文章”的点滴实践中。
5.2传承票据文化，加强服务中小微企业质效
经统计，中小微用票企业家数占总量的98.2%，用票金额占78.1%，全市场贴现加权平均利率为1.51%，低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年期）均值183个基点。中小微企业之所以愿意使用票据，除了票据作为金融产品的自身优势，更得益于是其契约精神及文化价值的广泛受众基础，对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这一重大课题，即“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的“五要五不”核心内涵概况，票据文化从理念思想、管理机制、参与主体及产品设计等多角度实践诠释了中国金融文化价值观体系。
5.3聚焦票据文化，支持消费市场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是民族之魂、精神之源，文化的价值在于它于“润物细无声”之中教化人心、凝聚力量。从长远来看，我国居民消费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从结构上都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从2023年的统计数据看，按贴现人所属行业门类，“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为票据贴现融资主要行业，在票据市场的占比分别达45.33%和33.88%，且同比增幅均在30%以上②。在中办、国办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部署了8方面30项重点任务，尤其是“扎实解决拖欠账款问题”值得关注与思考，信用是票据的本源，票据的支付与融资属性均基于信用，票据要树立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支持消费市场新发展即是重要一环。一方面，企业商品生产与货币收回在时空上有连续与并存的情况；另一方面，票据背书与供应链式交易天然契合，票据信用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完成订单，尤其是在通过借用核心企业信用，便利了链内企业融资。
5.4坚守票据文化，提升新质生产力效能
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协同发挥各类金融产品的支持能效，无疑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无论是对制造业支持，还是对涉农企业帮扶，亦或是积极落实国家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政策，票据业务一以贯之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将国家政策与企业需求充分串联起来，坚守服务实体经济初心。从“多元自发秩序观”出发，票据文化的培育要因地而异、与时偕行，要不断转型、创新、融汇、拓展，文化的价值不可能凝滞于一时，亦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结合服务“制造强国”、“专精特新”“绿色企业”等重点战略与新质生产力的重大部署，金融机构主动研发推介围绕区域产业转型、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基础再造等方面的创新产品，积极满足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在自动化与智能化升级方面的迫切需求，发挥票据产品自身优势，在时间上共同演进，在地域上精准发力。培育票据文化，既不能固步自封的赏析，更不能生搬硬套的抄袭，乃是因地制宜与因时制宜的结合，面对新质生产力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票据市场更要秉持服务助企深发展的初心，构建票据文化不断在社会发展中丰富内涵，代代相传，成为守护经济发展的中华民族璀璨瑰宝。
参考文献
[1]陈颐.儒家文化、社会信任与普惠金融[J].财贸经济.2017(4):5-18.
[2]王丹莉,王曙光.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金融现代化道路[J].社会科学战线. 2024(8):75-82.
[3]肖小和.中国票据简史[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22年.
[4]肖小和.票据史话[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24年.
①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官网《2024年金融市场运行情况》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5578676/index.html及wind。
②数据来源：中国票据市场发展报告（2023年），25页。
文章来源于江西财经大学九银票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