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票据文化，坚持合规稳健的操守 ——基于历史演进与现代实践的研究
植根于千年商脉的票据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诚实守信、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核，凝聚着服务实体经济、融通四海的价值追求，彰显守正创新与合规稳健相统一的文化品格，体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融合的时代特质。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征程中，弘扬以票据文化为代表的金融文化，已成为构筑现代金融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票据市场演进的精神内核与价值灵魂，票据文化不仅贯穿于从唐代飞钱雏形到数字票据迭代的千年嬗变，更深植于以信用为命脉、以法治为基石、以创新为引擎、以服务为依归的发展逻辑，塑造了金融市场规范与活力并存的生态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面对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新格局与防范化解风险新要求，赓续票据文化中一以贯之的合规稳健基因，既是汲取历史智慧的文化自觉，更是护航实体经济、筑牢金融安全、激活改革创新的时代命题。
一、票据文化的内涵与核心特征
溯源票据文化，可以从信用体系构建的历史逻辑切入，解析其分层发展的文明轨迹。笔者认为，票据文化是票据流通实践中凝结形成的价值共识、伦理规范与制度架构，其本质是契约精神与商业伦理的具象化载体。这种文化形态不仅映射着商业信用体系的核心维度，更有机融合了法治文明的时代烙印与科技创新的赋能成果，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文明基因。
在新时代金融文化建设中，票据文化的发展尤具战略价值——其信用基因构筑价值根基，法治框架铸就合规范式，数字技术催生创新动能，产融协同释放服务势能，四维支撑体系共同维系着票据文化的生命力与时代张力。
（一）信用是票据文化的基石
信用作为票据与生俱来的生命基因，始终是维系其存在与演进的密码。从镌刻商帮印记的古代庄票到承载现代金融契约的银行承兑汇票，这些穿越时空的货币符号之所以具有价值魔力，皆因深深植根于信用构筑的基石。当信用土壤流失之时，任何形式的票据都将退化为失去灵魂的金融契约，沦为徒具其形的经济空壳。
在古代信用体系的实践中，票号是信用特征的典型体现。以明清时期的“日昇昌”票号为例，其庄票之所以能成为商界的“硬通货”，源于票号对信用审核的严苛标准。票号不仅要求商家提供详尽的资产证明，还需对其经营状况、市场口碑进行多维度评估，最终仅对信用等级最高的客户签发票据。票号通过构建覆盖广泛区域的分支机构网络，成功打造了一个以信用为基础的资金清算系统，让商人们无需携带沉重的银两，便能轻松完成跨地域的交易，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商业活动的效率。
进入现代金融体系后，票据的信用性特征进一步强化。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例，其本质是依托银行信用对票据进行背书。据统计，2024年我国银行承兑汇票规模已达33万亿元，其中93%以上由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承兑。尽管这些金融机构具有国家信用或市场公认的高信用等级，其承兑的票据通常被视为低风险资产，但并非没有风险。随着商业汇票信息披露制度的引入，票据市场的信用风险透明度得到提升。例如，承兑人的履约情况与票据利率直接挂钩，信用等级较高的承兑人能够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融资，而信用等级较低的承兑人则需承担更高的风险溢价。这种市场化机制进一步优化了信用资源的配置效率。
古代与现代票据的信用性虽一脉相承，但实现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古代票号的信用审核依赖人工调查与经验判断，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而现代信用评估则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客观化、标准化分析。例如，商业银行可通过企业财务报表、纳税记录、供应链数据等多维度信息，构建动态信用模型，实时监控企业信用风险。这种技术引领的信用管理模式，不仅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还有效减少了因人为操作不当而引发的失误。
（二）合规是票据文化的制度保障
票据市场的繁荣发展需要法治利剑与技术盾牌的双重护航。合规性是市场文明的奠基石，也是其抵御风险、维持秩序的核心机制。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自1995年修订以来，为票据市场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其核心原则包括“无因性原则”与“严格记载事项要求”。无因性原则明确指出，票据的效力与其基础交易关系相分离，持票人仅凭票据即可行使权利，这一原则极大提升了票据的流通性。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还明确了票据伪造、变造的法律责任，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边界。
电子票据系统的普及标志着票据合规管理进入数字化时代，它能够自动验证票据要素，包括金额、日期、签章等的真实性，从而在源头上有效避免了人为操作失误的发生。尤为重要的是，电子票据系统为票据流转过程赋予了无法篡改的全程追溯特性。从票据的签发、背书到贴现，每一环节都被精准记录在背书上。
（三）创新是票据文化的活力之源
票据功能的持续拓展离不开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创新。自宋代交子初创时采用多重套印、密押暗记等物理防伪体系，至当今电子票据全场景渗透，创新基因已深深融入票据文化的血脉，成为其跨越千年而永续传承的生命密钥。
宋代交子的诞生是票据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创新。为应对纸币伪造问题，交子采用了多色套印、密码水印等防伪技术，开创了全球最早的纸币防伪体系。至明代，“会票”凭借密码暗记技术实现了跨区域汇兑，商人凭特定密码便可在异地分支机构轻松提取银两。这一创新举措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加速了全国性商业网络的构建。清代票号则进一步引入密押制度，每家票号拥有独特的暗号体系，确保票据流转的安全性。
目前，票据创新正步入数字化与场景化深度融合的新阶段，供应链票据的蓬勃发展便是其中的典型例证。通过将票据嵌入产业链场景，核心企业可为其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支持。随着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的成熟，票据形态可能迎来进一步变革，绿色票据的兴起体现了票据文化与社会责任的结合。2023年，央行通过绿色票据再贴现政策，向新能源企业提供低成本资金超800亿元，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四）服务是票据文化的价值归宿
票据服务于实体经济，其价值核心在于支持商业活动与经济发展，尤其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方面成效显著。
根据上海票据交易所数据，2024年，全国用票企业家数352万家，企业用票金额139万亿元，其中，中小微用票企业家数占总量的98.2%，用票金额占78.1%，显示出票据融资在中小微企业中的重要地位。票据融资的成本优势突出，2024年全市场贴现加权平均利率为1.51%，低于同期LPR(1年期）均值183个基点，有效降低了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与银行贷款相比，票据贴现流程更简便、审批周期更短，且利率通常低于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票据的再贴现功能是央行实施定向调控的重要手段。央行通过调整再贴现利率和额度，能够有效引导资金流向特定经济领域。2023年央行推出的绿色票据再贴现政策，为新能源和环保产业提供了超过800亿元的低成本资金支持，优先支持相关票据，如云南曲靖钢铁集团呈钢钢铁有限公司和凤凰钢铁有限公司等企业，通过这一政策获得了高效低息的融资，感受到了金融政策对绿色发展的关注和支持。此类政策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还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票据文化乃商业文明演进之缩影，信用性筑基交易信任，合规性稳固市场秩序，创新性激发发展活力，服务性引领价值回归。面对数字经济与全球化浪潮，票据文化将依托技术革新与制度优化，进一步拓展服务实体经济之广度。无论是历史中的票号传奇，还是现代金融科技的突破，票据文化的核心始终在于以合规稳健为根基，推动商业社会的高效运转与可持续发展。
二、票据合规稳健文化的历史演进
合规与稳健是金融体系长久发展的基石，这一文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社会经济形态嬗变、法律制度迭代和技术革命浪潮的交织作用下淬炼成型。从青铜铭文镌刻的民间自发形成的契约精神，到电子技术支撑的监管科技矩阵，合规稳健的文明密码始终流淌在金融血脉之中。当算盘珠玑演变为云端数据，纸质票据转化为电子合约，文化传统在不同文明象限中始终保持着螺旋式演进轨迹。
（一）古代票据：民间智慧与风险自控
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虽以农业经济为主，但随着贸易范围的扩大，货币流通的需求催生了早期的票据形态。此时票据不仅是支付工具，更蕴含了朴素的合规理念与风险控制机制。
唐代飞钱是信用化运作的雏形。唐代作为中国古代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其“飞钱”制度堪称票据业务的先驱。它的诞生，正是为了解决长途贸易中铜钱携带沉重且不便的难题，商人将货款交付地方官府或富商，获得一张凭证，凭借此凭证可在异地兑换等额货币。这一过程依托官方的驿站网络，实现了跨区域资金的信用化转移。飞钱的核心精髓在于其独特的“双联凭证”设计：存根与凭证一分为二，唯有双方严格核对无误，方能顺利完成资金的交割手续。这种设计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控制机制，既防止伪造，又确保交易双方权益。此外，飞钱的运作依赖于官方的信用背书，体现了早期“合规”意识——即通过权威机构的介入，增强交易的可信度。尽管唐代尚未形成系统的法律规范，但飞钱通过技术手段和信用网络，为后世票据制度提供了重要启示。
明清票号推进了行业自律与信用保障。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间票号崛起，成为票据业务的主要载体。以晋商票号为代表的金融机构，通过“见票即付”“认票不认人”等规则，极大提升了票据的流通性。“见票即付”要求票号对持票人无条件兑付，强化了票据的信用属性；“认票不认人”则通过票据本身的唯一性，防止冒领风险。这一时期，票号行业还自发形成了自律组织，如“行会”或“公所”，制定行业规范并对违规行为实施联合惩戒。例如，若某票号出现欺诈或违约，其他票号将联合抵制其票据流通，甚至终止合作。这种行业自治机制，既是早期合规文化的体现，也是市场参与者对风险共担、声誉维护的集体共识。明清票号的实践表明，合规稳健不仅依赖个体自觉，更需要制度化的约束与协作。
（二）民国时期：制度奠基与市场规范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金融体系转型的关键阶段。西方金融制度的引入与中国传统票据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合规稳健文化由经验化阶段迈入制度化发展的新阶段。
1929年《中华民国票据法》是法治化的里程碑。《中华民国票据法》作为中国首部全面规范票据行为的法律，其深远意义不仅限于技术规范的层面。该法首次明确了汇票、本票、支票的法律地位，并规定票据行为必须符合严格的“要式性”——即票据的格式、签章、背书等均需遵循法定要求。例如，汇票必须载明付款人、金额、期限等要素，否则视为无效。《中华民国票据法》的出台标志着票据市场从依赖行业惯例转向法治化管理。法律的强制性消除了票据交易中的模糊地带，为纠纷解决提供了明确的统一标准。此外，该法还引入了“善意取得”原则，保护合法持票人的权益，进一步提升了市场信任度。这一阶段，合规文化开始与法律权威深度绑定，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1933年成立的上海票据交换所，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一大创举。此前，银行间票据结算分散进行，效率低下且风险难以管控。交换所引入集中清算机制后，所有票据需通过统一平台完成交割，结算效率提升了60%以上。在风险防控方面，交换所要求会员银行缴纳保证金，以应对潜在的违约风险。这一制度设计类似于现代中央对手方清算（CCP）机制，资金池的建立有效实现了个体风险向集体共担的转变。同时，交换所对票据的真实性、背书连续性进行严格审核，有效遏制了伪造和重复兑付问题。上海票据交换所的实践表明，技术手段与制度创新的结合，能够显著提升市场的稳健性。
（三）改革开放后：法治化与电子化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票据市场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法治化与科技赋能的双重推动下，合规稳健文化迈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出台，奠定了中国票据市场法律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出台前，各地方、各部门的规定不统一，而且绝大多数属于行政规章，由于缺乏统一参照执行的纲领性文件，票据市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颁布规范了票据活动，进一步发挥票据作为支付、结算、汇兑和信用工具的作用，保障票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止和打击票据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还强化了票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确规定承兑人需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兑付，否则承担违约责任；持票人需妥善保管票据，防止遗失或被篡改。这些条款将合规要求细化至操作层面，使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更具可预期性。
2016年上海票据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票据市场进入全面电子化时代。票交所将分散的区域性市场整合，成功建立了全国性的统一交易平台。所有票据信息实时上传系统，实现交易流程透明化，市场参与者可随时查询票据状态，有效避免了“一票多卖”等违规现象。票交所还引入了风险监测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异常交易。例如，对频繁背书、高额贴现等行为进行动态监控，并自动触发风险预警。据统计，票交所上线后，票据市场违规交易量下降了75%。这一成就不仅归功于技术手段，更源于制度设计的优化——票交所作为独立第三方，兼具监管与服务的双重职能，实现了市场效率与合规性的平衡。
回顾合规稳健文化的历史演进，可总结出三大规律：一是从经验到制度，早期依赖民间智慧与行业自律，逐渐转向法律与技术的刚性约束；二是从分散到统一，通过集中化平台整合资源，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三是从被动到主动，市场参与者从规避惩罚转向主动拥抱合规，以提升长期竞争力。未来，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票据市场或将实现更高层级的自动化与智能化。但无论技术如何革新，合规稳健文化的核心，即敬畏规则、风险与市场秩序，始终是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三、弘扬合规稳健文化的时代使命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背景下，票据业务作为衔接金融体系与产业系统的关键纽带，其合规稳健文化不仅构成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保障，更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随着金融“五篇大文章”战略的提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与提质，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票据业务合规稳健文化的时代价值愈发显著。
（一）合规文化构建差异化服务框架，谱写金融“五篇大文章”
我国金融体系改革正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战略方向展开系统性重构，票据业务的功能创新与合规发展对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唯有以合规稳健为制度底色，票据业务方能有效转化为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战略载体，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持续动能。
在科技金融领域，供应链票据、商业承兑汇票等创新工具，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融资解决方案。绿色金融方面，通过搭建绿色票据平台，整合环保认证数据与金融信息流，建立覆盖发行、流转、贴现的全流程标准化体系。普惠金融实践中，数字化工具实现信用穿透，有效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麦克米伦缺口”。养老金融领域，专项票据产品凭借财政贴息与严格的资金监管双重保障，精准引导融资流向银发经济产业链，助力其建设与发展。数字金融方面，依托人工智能构建的票据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实现实时交易异常识别与反洗钱合规审查的智能化转型。
（二）合规文化破解融资困境，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金融工具的创新与合规管理已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票据业务所倡导的合规稳健文化，在保障金融安全的同时，也有效提升了业务处理效率。而数字化与场景化搭建，则进一步释放了票据服务民营经济的潜能。票据业务的合规稳健文化不仅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更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促进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支撑。
传统金融工具票据，在数字化与供应链金融的推动下，展现出新的活力。首先，票据的融资功能有效降低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相较于传统贷款或民间借贷，票据融资以其更低的利率，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更为经济的融资途径，显著减轻了其融资负担。票据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供应链票据通过“链式穿透”特性，将金融服务延伸至产业链末端的小微企业，形成以核心企业为中心的信用传导机制。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还强化了产业链的稳定性。数字化转型为票据业务的合规管理和服务优化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一方面，票据的数字化进程（特别是电子票据的广泛应用）显著降低了操作风险。通过全流程线上化操作，确保了数据的可追溯性和不可篡改性，从而有效遏制了伪造、重复质押等违规行为的发生。同时，数据驱动的场景化服务模式，让票据业务与实体经济需求更加契合。
（三）合规文化激活内需潜力，提质扩容消费市场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迫切需要构建票据服务与风险防控的协同共生机制。票据服务凭借其灵活的制度设计和普惠金融的特性，在加速消费领域资金周转、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以及保障交易安全等多个方面，彰显出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票据工具通过重构支付结算体系显著提升消费产业链运行效能，在贯穿原材料采购至终端零售的全产业链中，依托信用传导机制有效化解中小微企业营运资金缺口；其次，票据流转机制创新驱动零售资金管理范式转型，针对企业周期性现金流波动痛点，通过票据背书转让形成的自偿性融资解决方案，可替代传统短期信贷实现财务成本结构性优化；更为重要的是，票据服务的数字化演进深度契合消费升级需求。
构建制度化票据业务合规文化体系，是护航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性保障。该机制不仅凭借技术确保了资金的安全与交易的透明度，还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实现了金融服务能级的全面系统性提升。随着监管科技与区块链应用的深度融合发展，票据业务将逐步演进成为支撑消费升级战略、促进国内经济循环畅通的不可或缺的核心金融基础设施。通过系统性构建合规治理框架、推动票据数字化创新、深化产业金融协同机制，传统票据工具将迎来服务能级的显著提升，有力支撑起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四）合规文化驱动技术革命，培育新质生产力
在金融生态体系的演进浪潮中，票据业务承载着资金融通的传统使命，更在信用体系数字化进程中激活了新型生产关系，逐渐成长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金融中枢。其以合规为基石的运营架构，构筑起保障金融工具安全与效率的双重制度屏障。商业银行基于严谨的准入机制，在穿透式核验核心企业信用资质与贸易背景真实性后，即可为企业注入贴现服务的活水动能。这种创新范式突破了抵押融资的刚性窠臼，为科创型中小企业铺设出研发资金获取的弹性通道。数字化票据平台重塑了信用评估的底层逻辑——相较于聚焦主体信用的传统模式，票据交易系统通过持续捕捉履约数据的动态轨迹，构建起具备实时响应能力的信用评估矩阵，开创了“数据流重塑信用生态”的价值闭环。
票据合规文化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深层价值，正体现为制度理性与科技智慧的协同共振，二者合力编织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服务安全网。随着票据信用体系与金融科技的基因级融合不断深化，合规文化将持续释放票据业务的裂变能量，使其蜕变为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新质生产力策源地。
四、总结
回望五千年文明长河，票据文化贯通商脉文脉、融通中外古今，在历史积淀与当代实践中淬炼出独树一帜的中国金融文化范式。立于新时代的历史坐标系上，票据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不仅构筑起金融强国的文化脊梁，更澎湃着传统智慧与现代金融的文明浪潮，使其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与为民初心交相辉映。
票据合规稳健文化，是历史长河淘洗出的真金。从商周时期信用智慧的破土萌芽，到现代金融科技的强劲赋能，这项承载着中华商业基因的文化瑰宝，始终在规范与创新的交响中校准方位，为实体经济行稳致远构筑护城河。放眼未来征途，随着金融改革纵深推进与数字浪潮奔涌激荡，票据合规稳健文化必将焕发新的生机，为金融文明注入精神内核，为经济社会稳健前行注入不竭动能。
文章来源于江西财经大学九银票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