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不同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理论与实践，金融理论同样如此，资本主义金融理论和社会主义金融理论是有所区别的。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就是金融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是实体经济为金融资本服务，劳动为资本服务，而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和实践应当是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服务，资本为劳动服务。以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为宗旨的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金融理论基础，而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应以普惠金融为本质特征，国家通过普惠金融体系将生产资料（资金）分配给广大劳动者，提高人民在生产资料使用权方面的比重，也就是提高劳动主体在获取金融资源、金融服务方面的比重，让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才会享有劳动成果，才会解决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生产关系；普惠金融；新三板；北交所；混合所有制
不同社会制度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理论
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的就是两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种社会制度在理论和实践等方方面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两种社会制度虽然也有相互借鉴学习，但还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理论和实践。金融理论同样如此，资本主义金融理论和社会主义金融理论是有所区别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内研究的金融理论，大都是资本主义金融理论，在实践中也是学习参照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体系设置对我国的金融体系进行改革，把在资本主义金融理论在中国实践中暂时无法照搬照套的地方，当作需要继续改革的对象。
我们要借鉴全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的先进理论或者制度设计，但是首先要做的是社会主义大原则下的改造，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中国特色的改造。要借鉴西方经济理论或制度设计，必须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政治层面的改造，主要特征是分配层面的改造，是受益者是谁的问题，是公平问题。中国特色的改造，是文化层面的改造，主要特征是衔接沿袭传统的问题，是情感问题。
要凡是不谈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直接将资本主义金融理论当作“一般”，来参照研究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从资本主义金融体系里跳过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直接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是不对的。
资本市场是金融体系的一部分，金融体系的改革实践需要金融理论的指导，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也同样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那么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应该是什么样子？还是要从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说起。
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可以促进或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而生产关系则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状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波兰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兰格也称这个规律为“社会学第一规律”[1]。我们研究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还是应该牢牢地抓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主要矛盾，从这一主要矛盾入手来研究揭示我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金融直接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
（一）什么是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们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所形成的，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它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了生产成果如何分配。
“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2]“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自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3]
这种生产工具的分配显然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比如生产资料是资产阶级私有制，那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处于主导的优势地位，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处于被动的劣势地位，对于劳动成果当然就是资产阶级拿的多，无产阶级拿的少，久而久之，贫富两极分化、阶层逐渐固化就不可避免。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资料也称作生产手段，是指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需要使用的资源或工具。一般可包括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工具、原料等等。生产资料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它是任何社会进行物质生产所必备的物质条件。
（二）资金已经成为生产资料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应该重新定义生产资料的概念。生产资料一方面仍然以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形式存在于社会，存在于实体企业，比如分属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另一方面，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大部分并非以实体形式存在而是以货币的形式（贮藏手段）存在，财富的贮藏方式已经不再是自然经济时代有钱就买地，也不再是工业化早期有钱就购置固定资产，大量的财富都以货币的形式存在银行等金融机构。
我们应该可以将生产资料的具体形式从土地、矿产、机器设备、劳动工具等扩展到资本、货币，拥有了资本货币，就可以随时购买相应的实物形态的生产资料，所以货币日益成为了现代社会生产资料的主要表现形式。
（三）金融成为掌控和分配生产资料的主要方式
我们将生产资料的范畴从具体的土地、矿产、机器设备、劳动工具等扩展到资本、货币，拥有了资本货币，都可以随时购买相应的生产资料。但资本并不仅以厂房、车间、机器设备等实物形式存在，资本也不会一直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它大多数时间是以零散资金的形式存在于每个家庭和企事业单位，是每个家庭和企事业单位的私人财富，是私人产权。分散的居民财富只有通过一定方式聚集起来形成一定规模，足够进行价值增殖活动并投入到价值增殖活动中去的时候才叫“资本”。这时候的货币才能成为生产资料，才能成为生产资料的主要表现形式。这就像国家的军队，实质是由各个家庭里的适龄青年构成，这些人平时是散落在各地的普通家庭成员、社会成员，当国家要征兵打仗的时候，众多平民身份的“个人”才被征兵系统组织起来变成大规模的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以征战沙场。
马克思说：“小的金额是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但它们结合成巨额，就形成一个货币力量”[4]。银行资本“很快就变成了竞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5]
金融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配合的制度安排，在小农经济、小手工业经济的条件下，金融的作用并不明显，但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在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就犹如一国的征兵体系，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用各种方式将分散小额的资金归集起来，变成大额资金（资本）进行社会投资。可以说谁掌握金融体系，谁就掌握了资本货币，谁就掌握了生产资料。这种掌握，不是必须直接拥有所有权，而是能够掌控其使用和分配权，就算是掌握。而这种汇聚资金，形成资本，并掌握资本使用权和分配权的方法，就是金融。
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具有可分性。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反映的只是生产资料的归属，占有权是生产资料实用价值的实际拥有，谁取得了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谁就取得了生产资料的实际支配权和使用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了借贷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借贷资本家一旦将钱贷给职能资本家时，借贷资本家只拥有这笔资金的所有权，而这笔资金的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完全归职能资本家所有，但借贷资本家凭借资金所有权要收取利息。
近代社会，金融体系产生以后，社会资金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了分离，拥有资金所有权的人，会将闲置资金通过金融机构，进行储蓄或者投资理财，这些资金会由专业的投资机构进行管理、分配和使用。也就是说这些金融机构事实上掌握了社会资金或者说生产资料的管理、分配和使用权，甚至是收益的分配权。所以金融具有二重性，作为具体服务业的金融企业是生产力，但是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金融体系的本质则是生产关系，金融体系的设置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设置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金融体系的设置决定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同时也决定了产品分配的形式。
征兵的权力只能由国家掌握，才能确保军队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同样汇聚资本的权力也只能由国家掌握，才能确保资本是为国家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征兵靠的是国家行政权力，而资本的汇聚形成依靠的则是“金融”。可以说金融是社会化大生产时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是一国最核心的经济权力。金融体系成为掌控和分配生产资料的主要方式，因为金融体系决定了资本的如何汇聚以及汇聚的效率，是汇聚成产业资本还是汇聚成金融资本？汇聚后又投向哪些领域？这都是生产资料如何分配的问题，如何利用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继续为更多人创造财富还是为少数人创造财富的问题。
通过上面的论证，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做一个创造性的转换，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匹配问题，变成了企业与金融体系的匹配问题，或者说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匹配问题。社会学的第一规律在现代社会可以改写为（表现为）企业（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决定金融体系的设置和运转，金融体系的设置和运转又可以反作用于企业（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或者阻碍企业（实体经济）的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要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要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在几十年前只有通过“一大二公”，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一条简单粗暴的路径和方法来实现，但是在当今社会，我们应该通过建立起能够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金融体系来实现。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要优于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生产关系）可以比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更好的促进社会实体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当然，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一方面要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另一方面还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确保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第一条是手段，第二条是目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从手段的角度来讲和市场经济是一样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而且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应该是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合理扬弃，是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超越和发展。二者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是金融掌握在国家手里，为全体人民服务，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而资本主义的金融掌握在大资本家手里，利益为大资本家独享。
普惠金融是社会主义金融的根本特征
从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三种主要的形态。就目前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言，依然存在着商业资本、工业资本以及金融资本，只不过是金融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Adolph Volcker）曾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金融行业发生的最大也是最不幸的变化，就是金融已由当年的“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金融已不再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配置资源而安身立命的服务者，而是演变为自我服务、不断追逐交易标的的谋利者。美国前财长助理布拉德福德·德隆（J. Bradford Delong）教授说，金融成为一只吸附在实体经济身上的吸血乌贼。美国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和产业空心化，正是这种不幸变化的必然结果。
现代西方金融资本背离了传统金融的存在与发展宗旨，背离了金融家与金融学所宣称的各种积极意义，从所谓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为创造价值服务，出现了严重异化，蜕变为投机者赌博的工具，罔顾实际价值而直接作用于资产价格，成为金融寡头猎杀各类投资者、市场主体的工具，成为金融资产阶级实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工具。
十八大之前我国金融业跟随美国的步伐，存在过度商业化，过度自由化的倾向，同时因为产业利润降低，大量的产业资本也演化为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反客为主，金融领域“脱实向虚”问题严重。针对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的指出，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兴国之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着力做强实体经济。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我们国家的金融理论与实践必须要区别于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融理论与实践。简单来说二者最核心的区别就是金融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是实体经济为金融资本服务，劳动为资本服务，而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和实践应当是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服务，资本为劳动服务。资本主义是以“资”为本，以“人”为用的社会，社会主义应该是以“人”为本，以“资”为用的社会。
社会主义国家要重新让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而不是分离。现在很多在探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科技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更深刻的是人才与金融的结合，也就是人才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资本主义是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制造出无产阶级，我们要将人才和生产资料有机结合，发挥出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关键和核心是提高人民在生产资料使用权方面的比重，也就是提高劳动主体在获取金融资源、金融服务方面的比重，就必须走普惠金融道路。国家通过普惠金融体系将生产资料（资金）分配给广大劳动者，让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才会享有劳动成果，才会解决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普惠金融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金融的重要特征，普惠金融理论可以成为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的核心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基本是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是宿主，金融机构是寄生虫（当国内实体经济的宿主不够的情况下，它们还会在全球寻找宿主，为此，他们要求各国金融开放）。金融机构只计算自己收益最大化，算小账，所以才会产生风险收益匹配原理，中小企业风险高，所以贷款利率必须要高。但社会主义国家，金融机构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人民的福祉，所以要为广大的中小企业服务，他们有了金融支持，才能生存，才能为人民提供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福利。正因为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低，所以需要更好的金融服务，需要更低的资金价格。金融机构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的低利率扶持，虽然自己损失了部分收益，但是却为社会创造了更大的价值，社会主义金融要算大账。
从中国的实践看，在资本主义金融理论的误导下，出于盈利的考虑、操作上性价比的考虑以及路径依赖，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我们此前一直用市场化的手段，改革城信社农信社为城商行农商行，成立担保公司，成立村镇银行，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兜了二三十年的圈子，依然没有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而这些年转变思路后，普惠金融实践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政策建议
（一）建设社会主义普惠资本市场，推出“资本政策”
中国金融体系再造，微观上要从计划向市场转变，提升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宏观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证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结构上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科技创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这三个改革要求都可以通过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来实现，抓住这点就是抓住了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牛鼻子。
我国目前实行以银行体系为主资本市场为辅的金融体系，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发展到今天，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发展阶段，已经要求我们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中国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已经不适应这一要求，必须大力发展以资本市场，促进创新资本形成。
中国之前的资本市场在帮助国有企业解困，帮助大型民营企业融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问题也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上市门槛高、门缝窄，只服务于大型龙头企业，无法服务于广大中小企业，这使得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在社会融资总规模中占比非常低，只有3%左右，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二是偏重于传统行业，对生物医药、芯片半导体等战略新兴产业支持不够，在产业转型升级中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三是市盈畸高，股民普遍亏钱，这也与我们共同富裕的目标背道而驰。
注册制改革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但无法解决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将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成金融基础设施，增加资本市场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服务于广大的创新成长型中小企业，让这些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获得金融支持，将资产证券化，既可以实现创新资本归集形成，也可以实现社会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应该是普惠化的资本市场，服务于人民的资本市场，这是与西方资本主义资本市场的本质区别。
推行普惠金融就是让生产资料的分配更加公平，让生产资料的使用更有效率。新三板和北交所就是资本市场的普惠金融，有了新三板和北交所就补足了资本市场在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方面的不足，在降低上市门槛更多的惠及更广大中小企业的同时，还能整体上降低股市的市盈率水平，让股市更具有投资价值，让广大股民收益，极大提升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就中国资本市场来说，公平和效率并非是矛盾的，将资金更多的投入到新三板市场，既可以增加公平也能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之前，因为资本市场在整个社会融资规模中所占比重过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较小，还未成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但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如果中国资本市场能够朝着普惠化的正确方向发展，容纳更多的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势必将会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建议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要研究推出“资本政策”，将“资本政策”作为第三项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即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激活民间存量资金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将资金汇聚成创新资本，将人才汇聚成人力资本，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让结合了资本和人才的专精特新企业，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二）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国民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系
1、利用资本市场，打造混合所有制的生产力
“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经济领域工作的一项长期大政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应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光应该思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式问题，更应该思考这两种所有制各自新的实现形式，以及如何融合、协同发展的问题。
民营企业的弊病，一是资金问题，二是管理问题，国有资本投资民营企业，当然可以解决资金问题，但是管理问题不解决也不行。资本市场既可以解决民营企业的外部融资问题，也可以通过股权激励来解决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和发展动力问题，甚至可以解决企业的传承问题。登陆资本市场之后，企业股权结构可以从完全的家族持股，转变为由家族股份、员工股份、战略投资者股份（既可以是国资也可以是民资）和公众投资者股份四个组成部分，具体的比例还可以随着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调整。
大量民营企业经过股改挂牌新三板，登陆沪深京资本市场之后，从内部到外部都已经得到了质的改变，为迎接国有资本投资，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发展国有创投，构建混合所有制的生产关系
国有创投，为发展混合所有制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将以前用行政手段进行的财政补贴转化为用市场化的基金形式对企业进行投资，由市场来判断企业家有无生产组织能力，是否有效率，由市场来决定谁能够获得资本，并由全社会监督资本的使用，而不是由权力决定，也不是由银行的内部人决定，这种方式会极大地提高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久的将来，国家必将成为最大的股权投资机构，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谁能更好地为社会创造价值，国家就会将资本投给谁。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资本市场也为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提供了更好的选择，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渠道。众多优质的新三板挂牌企业和上市公司成为国有资本合格的投资标的之后，就可以将国有资本从仅仅投资国企的窠臼中解放出来。一方面，国有资本投资挂牌企业可以解决这些挂牌企业的融资短板，促进它们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国有企业改善管理提升经营效率，这样国有资本的使用效率会得到极大地提升和改善，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将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
如此一来，我们国家就可以突破用所有制来划分企业性质的窠臼，走出“公、私对立”的话语体系陷阱。未来的企业只有规模大小之分、发展快慢之分、科技强弱之分，而不应再有公私之分。这时候，民营企业家将获得新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他们将成为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和发动者，从原先语境里单纯追求利润增值，并将此当作唯一目标的“人格化的资本”或者“资本的人格化”，变成联结劳动、技术和资本的纽带，变成带领员工致富、研发推广技术，让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价值创造者和社会贡献者，成为最有信用、最具活力和创造力、最追求进步的社会群体。
有了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和混合所有制的经济体系，一方面解决了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地位问题，不再焦虑不再资本外流，另一方面也解决了社会资本过剩问题，整个社会的生产要素都将被优化配置，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将被充分激活，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实现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