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为经济复苏提供新支撑-川投云链

普惠金融不仅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助推器"。如今，各金融机构不断加大普惠金融的广度、延伸普惠金融的深度，让金融服务的温度辐射到三农、小微及民营企业各个角落。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额度2000亿元，公告强调，增加相关金融支持力度，是为了进一步加大对“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金融支持力度，发挥精准滴灌作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扩大就业，支持经济内生动力恢复。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此举释放出提振市场对经济复苏前景乐观强烈信号预期。各家银行也进一步落实政策，在增加普惠信贷投放规模同时，打造更接地气的产品矩阵，着力向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一揽子优质金融服务，有效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增强普惠群体获得感。

普惠信贷扩面更提质

对于此次央行再度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的额度，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李晔林称，与疫情期间相关政策相比，此次央行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的目的从帮扶纾困转向促进小微和“三农”群体持续恢复造血能力，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增长。同时，此次央行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或与此前公布的普惠小微贷款“应延尽延”政策结束有一定关联，对于政策接续转换，保证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平稳运行起到重要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监管机构对金融支持普惠发展方面，除了“扩面”，更注“提质”，即引导金融机构更加精准服务普惠小微等重点领域。

CPCP秘书长、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高级调研员刘澄清表示，普惠金融经过多年发展，覆盖面已经达到相当规模，目前还需在覆盖深度上进一步提升，即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的精准滴灌，尤其是助力乡村振兴，这也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金融机构需要从优化服务结构，提升重点领域服务精准度等方面下功夫，这有助于促进小微企业贷款从侧重规模增长转向追求规模、质量、效益平衡。

某股份制银行风险部总经理称，为将普惠服务更精准直达企业，银行主要从三个方面落实政策。首先是降低利率成本。针对普惠型、涉农、专精特新等重点领域融资主体，搭建专门定价机制，配置优惠定价资源，切实降低特定主体融资成本。同时，进一步降低增信成本。更多采用信用方式发放融资的同时，通过银行采购的方式引入信用担保、保证保险等增信主体，在不增加借款人成本的同时，提升增信质效。此外，进一步降低办理成本。采取匹配更契合生产实际借款期限、更多使用无还本续贷等方式，最大限度减少频繁转贷带来的办理成本，构建“有需即贷、用毕再还”的一贷到底场景。

刘澄清进一步表示，对于精准投放，更重要的是要提升消费者能力，因为在数字技术助力下，信贷只是“临门一脚”，关键还是消费者能力建设。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银行更应该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数字普惠提升金融供给质效

践行普惠金融，科技赋能是王道。近年来，在金融管理部门推动下，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涉农贷款等保持了较快增速，但由于农村地区环境偏远，金融服务下沉渠道不畅通，小微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弱，缺乏有效信用记录，风险状况难以有效评估等方面，长期制约了普惠金融发展，金融机构“不会贷”问题仍部分存在，“借助科技力量”重构信用评价体系被多家银行提及。

“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共享、便捷、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尹优平表示，与传统金融服务形成有机互补，有效增强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为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提升了金融机构“能做会做”的服务能力。

某股份制银行产业部总经理称，数字普惠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传统金融体系无法满足的服务需求，特别是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基础上利用数字化手段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金融包容性：许多人口较少发达地区和贫困人口缺乏对金融服务的接触，传统金融机构服务无法覆盖到这些人群。数字普惠通过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普及，降低了金融服务的准入门槛，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金融服务，实现金融包容。

其次是金融可及性：传统金融机构服务方式存在地域限制和时间限制，不便于大部分人随时随地获得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通过数字化平台和移动应用程序，提供了24×7全天候的金融服务，让用户可以随时使用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同时，传统金融机构服务费用较高，往往不适用于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数字普惠通过优化服务模式和应用创新技术，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并提高了服务的效率，使更多人能够承担得起和受益于金融服务。

然而，数字普惠金融不能简单等同于线上贷款业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称，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从基础的“线上贷款业务”逐步发展到以大数据和互联网科技为基础的、扎实的普惠授信、信用信息体系。

国有大行也强化了数字化发展战略，探索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变革，大量投入数字基础设施等。

协同合作破解痛点

近年来，中国的普惠金融服务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从供给量、覆盖面和业务质量提升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大大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包容性及可得性。但在金融服务不平衡、资产质量下滑等方面依旧存在不少痛点。

李晔林指出，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增速有所放缓，2019-2021年普惠金融贷款增速提升至较高水平，2022年末，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1.2%，比上年末低2个百分点；此外，普惠金融贷款风险或有所爬升，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在2023年6月底结束，潜在的到期违约带来资产质量下滑压力。此外，普惠金融服务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针对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和农户等的生产经营贷款在规模和增速上落后于小微贷款，不同地区之间的普惠金融发展也存在一定不协调的情况。对此，李晔林建议，要有策略地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有目标地优化普惠金融供给结构、有侧重地增加普惠金融产品创新，同时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优化普惠金融业务成本，提升风险智能管控力度，推动普惠金融服务体系迈出高质量发展步伐。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强化金融机构组织功能，并对各类型银行支持“三农”提出了差异化的要求。

董希淼称，构建和完善多层次信贷市场体系，要发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各自优势，要明确大中小银行的不同定位。

刘澄清表示，如果不解决小微信贷的两个“坑”，即过低利率“天花板”和过于狭窄的展业空间，比如，监管对普惠金融服务提供机构统一要求低利率，对于数字科技水平高面向全国市场的大型银行，可以从中型企业到小微企业，平均贷款从1000万到几万元，但对中小银行，尤其是农村中小银行，服务客户的成本可能要高出很多，与大型银行执行同样的过低利率，将是不可持续的。而助力乡村振兴的重点客户，主要还是靠区域社区银行精准“滴灌”和服务，避免“大水漫灌”。监管政策更不应该鼓励大型银行对农村中小银行优质客户的拼抢与“掐尖”，应该鼓励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合作，避免打着“普惠金融”旗号对市场囫囵吞枣“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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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于中华工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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