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事业发展成就显著，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精准度和商业可持续等方面的作用快速提升，但同时也带来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贝多广院长、顾雷博士做客“智·汇·谈”栏目，共同探讨2022年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如何让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发挥出比较优势，实现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构建数字化、智能化、开放化的普惠金融良好生态。
有效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金融时报》记者：普惠金融在近年脱贫攻坚的历程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 2022年，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又将有哪些新的着力点？
贝多广：2022年，普惠金融首先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工作。建立因病因灾返贫致贫的长效补偿机制，给予特困人员、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户、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返贫致贫人口给予必要资金帮助，助力脱贫群众收入增速高于当地农民收入增速，帮助脱贫地区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农民收入增速，提高返贫施救效能，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跃上新台阶。
其次，普惠金融可以扩大乡村振兴帮扶力度，加强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比如，紧抓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两个重点”，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特色风貌，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升级改造，努力补齐影响农民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深入推进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开发“助农取款金融服务点”，提高农民、涉农小微企业、农村经济组织的金融可得性和满意度，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打开新局面。
再次，普惠金融可以进一步提升农村偏远地区、欠发达地区数字化金融防护网络，深化乡村第四代通信技术（4G）普及、创新第五代通信技术（5G）应用。推动县域尤其是乡镇一级的移动互联网数字化建设，鼓励县域产业主体运用现代数字农业技术，诸如物联网、遥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3S）技术，提升农产品标准化、可溯源和信息化程度，促进传统金融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提升农户对数字产品与金融服务的信任度，助力乡村振兴数字化落地。
此外，普惠金融还可以发挥保险作用，建立防灾免灾农村普惠保险。通过种植险、养殖险、价格指数保险和气象指数保险提高农村灾后理赔效率和精准度，培育农村大灾保险理赔新业态，形成一个能够覆盖农村经济可持续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最后，普惠金融可以提高场景化、智能化、线上化运营能力，启动智慧农业建设。不仅打造一批叫得响、质量优、特色显的农村电商品牌，更利用数字科技为农村提供一个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24小时市场”，建立面向农村市场的数字化销售渠道，让“电商+移动支付+物流网”成为农户破解生鲜农副产品“难卖”的重要手段，实现《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要求的智慧农业的主攻目标，提升农产品生产、销售信息化水平，促进数字支付、数字销售新业态新模式普及推广，让传统的农村转变为金融环境、生态环境的“双优”美丽乡村。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促进全社会共同富裕也正在成为全国各行各业的重要任务。在新的一年中，普惠金融如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贝多广：现阶段，我国富人社会慈善金额大概占国内生产总值（GDP）0.1%至0.2%之间，反观美国这个比例高达GDP的2%以上。这个数字说明，在短期内通过第三次分配大幅度改善贫富差别是比较困难的，共同富裕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关键是做大“蛋糕”，并科学、合理分配“蛋糕”。在此过程中，普惠金融可以在减少贫富差别、改善财富结构方面发挥作用，科学、合理地参与第三次财富分配，稳步、持久地推进社会共同富裕。
一是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整合各类涉农资金。让社会资本在乡村加快投入，推动民间资本加快增值，建立健全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提高普惠金融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为农村污染治理、绿色生态农业发展、休闲旅游观光农业提供融资支撑。
二是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鼓励大众自主创新、万众创新，发挥出市场配置信贷资源作用，让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经济组织能够及时获得更快捷、更低息的金融资源，创造出参与社会初次分配的有利条件，带动“草根”市场主体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三是普惠金融可以借助资本市场力量，合理配置家庭资源。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证券化和规模化发展，让社会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和返贫致贫人群通过股票、基金、债券、保险的合理配置分享到股息、利息、分红等多元化市场红利，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上，从证券、保险到信托、理财、投资等子领域恰好可以从普惠金融获得出口，将市场的碎片化消费金融资产通过包容型结构服务于缺少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比如，证券公司参与绿色债券业务或在贫困地区发行“易地搬迁收益债券”，基金公司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理念作为投资配置准则向弱势群体提供小额理财产品，保险公司也可以通过“农业气象险”弥补受灾农户经济损失，从而彰显出“草根金融”独特的普惠众生的社会价值，真正形成包容性金融生态体系。
四是普惠金融可以增强对落后地区网点无法触达客户群的服务覆盖。这将有助于促进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差距，缓解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通过对县域数据和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一个单位，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要大于对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推动城市乡村之间的均衡发展，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带来“解药”，提高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普及度，成为全社会共同富裕纵深发展的重要保障。
注重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
《金融时报》记者：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不仅需要投入更多资金，还需要启动更多工程项目，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如何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下，有效推进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协同发展？如何形成生态环境和经济价值的双赢局面呢？
顾雷：当前，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绿色发展理念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发展绿色金融成为大势所趋。我国政府也多次提出绿色、协调、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022年1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刊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提倡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的结合，创造出更加绿色共享的环境，为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做出实际贡献。可以想见，未来普惠金融必须与绿色金融紧密联系起来，以可负担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提供适当、有效的绿色金融服务，将绿色金融标准、绿色金融规则嵌入普惠金融服务过程，为人民群众提供绿色、环保的数字金融服务，让老百姓种下的“常青树”真正变成“摇钱树”，让更多老百姓吃上“生态饭”。
从发展理念上看，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都是践行以人为本的金融活动，绿色金融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致力于推动经济结构向可持续方向发展转型，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利用好乡村的资源宝库和生态价值；普惠金融则关注社会财富构成和分配比例，致力于为弱势群体提供机会均等的金融服务。两者都是新环保理念在金融市场的具体落实，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共同致力于改善金融与人的关系，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新格局。
从金融功能上看，普惠金融注重中小微经济体融资功能，绿色金融侧重环保相关的投融资领域。普惠金融绿色化可以促进普惠金融向绿色、高效行业迈进，推进绿色供应链融资，创新绿色普惠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绿色金融服务能力，引领普惠金融向健康、有序、高层次方向发展。
从协同机制上看，普惠金融包含绿色金融发展理念，绿色金融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则是更高质量、更持久的普惠金融发展形式。以绿色金融手段赋能普惠人群，最终以绿色与普惠相互结合共同推动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两者相互配合，具有较高的融合度。因此，2022年，急需在绿色和普惠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推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在一定范围、一定层次协同发展，完善绿色普惠金融组织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并演化成为高效、环保、普惠的绿色金融。
从推进方式上看，重点推进农村经济体、小微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工作。比如，小微企业、农户等普惠金融重点群体较多分布在环境脆弱地区，易受气候与环境变化影响，这些规模庞大的重点群体也是应对气候与环境变化的主要力量。为此，金融机构帮助小微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和绿色发展基金，构建适应农村经济体、小微企业、农户的碳排放核算机制，为其建立碳账户，完善碳核算方法，使碳减排可计量、可跟踪，探索建立农业碳减排风险共担机制，逐步将绿色金融标准嵌入普惠金融低碳环保发展理念，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绿色产业、循环经济，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提高农业生态服务能力，应该成为2022年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
推进社区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
《金融时报》记者：近年来，金融机构越来越多走进社区，创办“网上社区”，社区金融日渐成长。您认为普惠金融应该如何加强与社区居民联系，为千家万户提供“接地气、一家亲”式的社区金融服务？
贝多广：CAFI有关研究报告统计显示，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中约有8.5万个成熟社区，聚集了7800万人口。显然，我国社区金融服务范围十分广泛，巨大的人口基数和财富存量为社区普惠金融提供了天然入口，有利于我们打造“社区金融+生活体验”生态圈，推进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智慧图书馆、体育设施、游乐场所、影剧院等公共服务资源普及应用，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互联网+公共服务+普惠金融”领域，体会到普惠金融带来的社区红利，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普惠金融可以引导、促进地方中小商业银行变身为社区金融服务商与社区电商服务运营商，深入挖掘社区用户、社区周边中小商户金融需求，提供储蓄、融资、投资理财、保管箱、日常生活缴费、支付结算、人寿与财产保险、税务汇兑、个人征信、网上购物等服务，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金融需求，为社区居民、低收入人群、下岗人员、残疾人士、妇女生活便利化创造条件。
值得强调的是，面对我国不断老龄化的社会，普惠金融有责任推进社区数字化养老产业。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2.56亿人，占总人口的18.4%，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亿人，占总人口的12.7%，预计2050年前后，该比例将达到34.9%。
在这部分庞大人群中，依然存在大量缺乏养老储蓄、养老保险或养老金的老年人，疾病、丧亲等事件造成的意外支出也可能给老年人及其家庭带来经济困难。因此，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和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普惠金融迎来了新发展机遇，普惠金融服务贯穿消费者生命周期的始终，成为老年人安度晚年、幸福晚年和富足晚年的金融保障。
一是普惠金融可以利用ESG投资，加大社会资本对养老机构投入，促进养老场所无障碍服务设施和环境改善。同时，在解决养老经费问题上发挥出积极作用，帮助没有积累养老资金老年群体增加养老资金，提供包括储蓄、融资、转账、保险、个人理财等金融服务，帮助步入老年阶段的消费者实行长期投资理财规划，平滑整个生命周期消费，使得老年人用于养老的资金总量不断增加，拥有更多养老财富，增加“安居养老、富足养老、无忧养老”信心。
二是普惠金融可以在产品设计、服务方式、服务周期、权益维护方面采用适老化设计，加强对养老服务、医疗卫生、家政服务、家庭保健、产业和项目的资金支持，改善对老年人、残疾人、偏远地区人群的人工服务、远程服务、上门服务，提升老年客户体验感和幸福感。
三是普惠金融可以建立涵盖养老、医疗护理、家政服务、养老滋补、药品、美食等要素的“养老健康档案云空间”数据中心，对海量、多维养老健康档案、服务档案进行大数据管理、分析与应用，强化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信息对接、供需对接和护理对接，为养老产业提供“一站式”大数据服务，方便老年人使用，让老年群体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和便利。
《金融时报》记者：普惠金融走进社区，十分有益于老年居民。但不少依赖传统金融机构的老人可能因为不熟悉数字技术，无法使用手机应用程序（APP）提供的产品，无法享受“大数据”带来的服务，未来普惠金融应该如何帮助克服这一难题？
贝多广：在过去十几年中，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普惠金融数字红利造福了千家万户。但是，数字技术也确实给老年人、文化程度不高人群、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带来了一些“数字鸿沟”问题。
CAFI去年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老年人消费仍以现金为主，70岁以上老年人更偏爱现金支付，只有不到18%的老年人使用微信、支付宝或银行APP支付；在办理银行业务时，85%以上老年人也以银行柜台办理为主，自主使用自动柜员机（ATM）的人数不到10%。老年人拒绝使用数字工具原因大多是搞不懂、学不会，且对数字化金融资产安全性顾虑重重，仅有不到三成的老年人认为数字金融是安全的。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数字鸿沟”的主要原因，导致老年人很难享受到数字金融服务和产品。
我认为，“数字鸿沟”问题不仅仅是数字科技发展带来的技术问题，还涉及金融服务获得机会公平的社会问题。2022年1月27日，中国银保监会印发了《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要求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发展产业数字金融，推进个人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推动解决“数字鸿沟”问题。因此，如何将长期被数字金融排斥的人群重新纳入普惠金融体系应该成为2022年我国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首先，普惠金融应该以人为本，抓住“长寿红利”与“银发经济”的机遇，针对老年人、文化程度较低人群或轻微智障人员提供更便捷的金融工具和服务渠道。比如，利用大数据、客户移动终端、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远程开户、线上支付方面提供简单、实用的金融产品，化解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窘境，提升特殊群体数字化体验感，解决老年人、残疾人或轻微智障人员使用不足、效率不高问题。同时，挖掘老年客户金融需求，按照适老化要求量身定制与其风险承受意愿和能力相匹配的金融产品，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
其次，普惠金融需要进一步发挥相关主体的主导作用，加强对老年人数字金融知识的普及与宣传，及时更新大字版、语音版、民族语言版、简洁版等应用软件，提供更周全、更贴心、更直接的服务，让老年人、文化程度不高人群能够在日常生活场景中接受数字化服务，分享科技新技术、信息新渠道、理财新产品，让被数字金融体系排斥的人群重新纳入金融体系，缩小数字鸿沟，切实解决老年、残障、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在金融领域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避免“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
最后，也是很关键一点，就是通过能力建设缩小数字鸿沟，加强老年人能力建设，解决文化程度不高人群、残疾人或轻微智障人员因能力不足而引发的使用不足、效率不高问题，提高他们“会用、敢用、想用”数字化工具和产品的能力，提振普通大众了解互联网、运用互联网初心，增加老年群体获得感、体验感、安全感，继续走好、走稳、走正普惠金融未来发展之路。
完善未来发展规划与相关法律法规
《金融时报》记者：制度性保障对于普惠金融发展至关重要，您认为2022年在相关法制建设方面将有哪些新变化和新保障？
顾雷：第一，做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规划。由于种种原因，2021年一直没有推出新版《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在2022年全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高质量完成《“十四五”金融发展规划》编制，持续推进金融改革试点工作。为此，我们希望2022年监管部门加快编制普惠金融发展规划步伐，制定《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普惠金融发展原则，秉持“金融为民”初心使命，明确增强“金融普惠性”，把普惠作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金融发展的基本导向之一，发挥好政府与市场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为我国普惠金融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第二，制定普惠金融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筑起保护普惠金融健康发展的坚固围栏。一是希望正式颁布《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补齐包括小贷公司在内的7类地方金融组织经营活动的监管短板，明确互联网非存款类放贷组织的准入和监管规则；二是希望尽快出台网络小贷业务管理的制度性安排，正式颁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三是希望有关部门择时编制《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适当扩大个人数字信息适用范围；四是探索建立金融消费者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细则，希望适时推出《金融消费者隐私权保护条例》，强化信息知情权和信息选择权，确保城镇低收入人群、弱势群体、农民、老年人、妇女儿童等金融知识欠缺和保护意识较弱群体合法权益，强调身份识别系统保密性、安全性，解决数字金融带来的对消费者隐私权侵犯的法律问题。
第三，秉持可持续性发展的差异化监管策略。2022年，继续激发普惠金融市场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行差异化监管，切忌“一刀切”的生硬监管方式，激活“敢做愿做能做会做”机制。例如，对大中型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压实各方责任，对重大金融风险严肃追责问责，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小银行按照审慎监管要求整改违规信贷、保险、理财等金融活动，落实信息报送、披露和审核的监管要求，解决好跨界交易、交叉产品的风险防范问题，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对于其他金融机构，坚持持牌经营金融业务原则，逐步统一技术标准、风险指标，形成系统、架构、接口、数据领域行业标准，将普惠金融业务纳入关键业绩指标（KPI）考核，关注特定人群的信贷投放绩效，回归信贷本源，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第四，重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成为普惠金融必须承担的重要使命。今天，互联网跨界服务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金融现象。这种横跨行业、产品交叉、信息重叠的创新活动带来了系统安全性不足、代理商欺诈以及个人隐私方面的巨大风险。为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更强大、更高层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才能更有效解决错综复杂问题，重塑全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在2022年应该提到议事日程。
我们建议，借鉴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实践经验，对现有四家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进行整合，组建全国独立、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不仅可以统一从地方到中央的消保投诉、审理程序和收费标准，统一金融消费纠纷解决规制，加强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和消费者保护协会之间的协调，处理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消费纠纷，最大程度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文章来源于金融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