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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高质量金融

川投云链 发布时间:2024-04-20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谈到金融高质量发展,常常会有舆论说,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更多向先进国家学习经验,引入国际通行的金融产品,这样才能让大型国际金融机构愿意进到中国金融市场,并推动中国金融质量不断提高,成为金融强国。有些舆论甚至将“金融强国”解释为:通过发展金融使国家强大。
如此理解金融高质量发展以及金融强国的人,他们内心是否有着对自由主义金融或金融资本主义的膜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就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几条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是体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机整体。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不能“新瓶装旧酒”,更不能靠照搬美国,而必须基于“八个坚持”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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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看,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原本非常明确。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
 
      如此直白而简单的关系,为什么还需要反复强调?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事实是:经济和金融的关系曾经是变味儿的。从2008年向前追溯40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随着“里根·撒切尔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迅速扩散,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实际发生了重大演变:在金融自由化的旗帜下,金融从“经济服务员”的角色,演变为“经济统治者”的角色;从本应与经济高度融为一体,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助推经济创新发展的力量,蜕变为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的独立王国。
 
      问题是:这样的金融发展方向,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吗?显然不是。由此可见,这是道路问题,是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相关体制、机制的系统性问题。
 
      2023年10月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明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意味着我们要排斥“华尔街掠夺式的金融”,基于“八个坚持”,基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诉求,为金融理论与实践注入新质地、闯出新路径,为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给出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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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金融应当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足够的金融能量
 
      建设金融强国需要长期努力,久久为功。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明确了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支点,更重要的是摆明了金融各个相关体系的结构性完善,以及各个体系内部的结构性调整。这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重新审视金融发展之路,消除金融资本主义的惯性,明确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该要什么多、该要什么少,并依此优化所有金融结构。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基础,更是防止“金融跑偏”的基本保障。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伟大的金融系统工程,也必然受到“金融旧势力”的竭力干扰,必然需要长期努力、久久为功的耐力,但无论如何,路就在脚下,中国金融应当尽快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足够的金融能量。
 
      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作为生产要素的关键,支撑创新的资本从何而来?这显然是金融高质量发展应当且必须有效破解的瓶颈。
 
      怎样的金融品质才能更好匹配创新?依据不同金融方式所对应的不同功能,首先需要摆脱传统的、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发展路径,并逐步转向另一种金融结构:站在总体的角度上看,金融结构应以长期的资本金融为主,短期的货币金融为辅;从长期的资本金融角度看,金融结构应以股权资本金融为主,债务资本金融为辅。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金融结构?中国经济正处于“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关键时期。但“赶超”势必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追赶”,其二是“超越”。从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历史看,一般而言,处于“经济追赶期”的国家,大都需要采用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方式,因为它可以积少成多,迅速集聚金融资源,并将金融资源集中且快速地投放于建设项目,实现高速增长。比如二战结束后的德国和日本,都是依托银行业迅速集聚大量金融资源投入经济,从而实现了所谓的“快速追赶”。
 
      以银行业为主体的国家,第一,需要有一个庞大的货币市场与之匹配,因为银行放出长期贷款之后,为应对公众日常提现需要,需要获得海量的短期流动性支持,而这些短期资金必须在货币市场上拆借;第二,所谓“经济追赶”,意味着投资项目可参考前人的成功经验,这决定了银行对于投资项目的风险认知、评估、控制相对容易。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银行主导的信贷金融模式一般都会是“经济追赶期”国家的标配。
 
      但“超越”就不同了。“超越”意味着前无古人的创新,而从事创新的企业往往一无抵押、二无现金流,失败的风险远超传统企业,超出银行信贷以及债权投资者所能容忍的范畴。所以,它要求金融结构大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从间接金融转向直接金融,从债务金融转向股权金融。因为,唯有股权投资者是“预期投资者”,他们对企业发展未来的关注远大于对企业过去和当期收益的关注,是创新型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本源泉。
 
      所以我们说,应当转变金融结构,推动长期资本、股权资本更多生成,这也是中央一再强调的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正因如此,构建健康的中国股权类资本市场,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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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方法
 
      明确了金融高质量发展要遵从的原则,看清了金融高质量发展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的结构特征,接下来就应当是依据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找到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方法。
 
      基于“八个坚持”的要求,金融有必要返璞归真。历史经验证明,层层衍生、繁复异常的金融背后往往包藏祸心,甚至暗藏骗局、孕育巨大风险。这显然背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背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所以,对于很多金融衍生品,尤其是那些从华尔街抄来的金融技术,不是规范问题、监管问题,而是要不要的问题。金融高质量发展要以“八个坚持”为镜鉴,对背离者坚决取缔。
 
      当然,金融是系统性问题,关乎经济全局,对一些明知不妥,但已经存在的金融产品则需要“先立后破”。比如股票市场上的量化交易(高频交易),它不仅有悖于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同时也往往成为金融资本巨头利用资本优势,构建技术特权,对散户投资者实施“降维打击”的工具,但这类金融产品是否说撤就能撤?恐怕没那么简单,因为A股市场确实存在资本流动性严重不足的情况,目前还不得不依赖高频交易提供流动性,哪怕大家都知道这其中存在严重金融期限错配所导致的流动性风险。
 
      怎么办?先立后破。“立”什么?大幅提高A股市场资本流动性。如何提高中国金融市场中的资本流动性?这需要央行实施货币政策方式变革,从作为“银行的银行”的传统角色,从单一关注货币市场流动性是否充裕,从不增加基础货币、仅依靠推高货币乘数增加M2供给的方式,转向大幅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尤其是长期基础货币供给,同时降低货币乘数,以此实现M2合理增长的方式。
 
      现在看,这件事似乎已经有了眉目。因为,最近的金融舆论场上,已经出现了对“央行是否可以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的关注,正在澄清一些错误观念,比如,什么是正常的基础货币投放、什么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等。这似乎是一个重要前兆,说明央行正在向现代中央银行体系即“整体金融市场的央行”方向演进,正在从单一关注货币市场流动性转向关注整体金融市场流动性,尤其是资本市场流动性。
 
      当资本流动性足够之时,那些带给股市大起大落,以及极大投资风险的短期流动性需求也会自然降低,限制甚至取缔高频交易也会水到渠成。
 
      一些人认为,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如果中国金融市场不能提供足够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国际金融巨头就不会愿意来中国投资。真是这样吗?实际上,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开放都是“双刃剑”,既有“引入建设资本、推升国民经济”的积极一面,也有“进,导致泡沫;退,捅破泡沫”的巨大风险。
 
      面对这个复杂问题,我们同样需要对国际资本有着清醒的认知,即国际资本同样存在不同的风险偏好,有偏好债权投资的、有偏好实业投资的、有偏好股权投资的,也有专门兴风作浪的等等。当我们认清这样的结构,金融开放应当具备怎样的特征才能趋利避害?
 
      不予国际投机套利资本搅局中国的机会,关键就是不能不加分辨地为之提供所谓的“风险管理工具”,因为这些工具往往是金融衍生品,其背后往往是高杠杆、大风险。从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看,金融衍生工具容易被资本巨头利用,他们有钱,可以雇用大量高级技术人员,让金融衍生工具效力最大化。
 
      对资本巨头而言,所谓金融衍生品的效力最大化一般指向两个方向:第一是构建技术霸权,收割其他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第二是把本该自己承担的风险不断地分散给市场其他投资者,在降低自身风险的同时,让全社会金融风险不断积累。2008年美国的次级贷款抵押证券就是这样。金融巨头把贷款投放给根本无力偿债的购买者,然后把这些贷款打包变成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并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其对冲风险,然后再把这些“美丽包装之下的垃圾债券”卖给全世界的投资者。结果是什么?底层资产违约,金融危机爆发,而本该由华尔街承担的资产损失,却推给了全世界去消化。
 
      所以,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同样需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同样需要以我为主,做到“八个坚持”,而绝不是,也绝不能按照别人给定的模式有样学样、亦步亦趋。
 
     当然,金融高质量发展还是体制机制问题,它需要中国金融重新调配管理资源、政策资源、资金资源,甚至重构金融体制、市场机制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在实践中加以必要的调整。

 

文章来源于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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